我以前的文章介紹過”海瑞”─這個明朝，甚至是中國的最後一個清官. 最近台灣社會運動紛擾，讓我忍不住把海瑞的故事拿出來再講一遍。
簡單再回顧一下海瑞的故事: 這位海大哥人生大多數的官場生涯都擔任幾乎不入流的官，但卻在最後幾年像是坐火箭般地升官。想當然爾，能這樣升官必然是朝中有人罩他，但問題是綜觀即便海大哥最後幾年當的官，都是些位高卻無實權的位子。
器重他卻不重用他這是什麼道理? 理由很簡單，明朝吏治腐敗、民心望治，所以要有一個樣板出來給人民期望，這是海瑞出線的主因。看來明朝的高官們真的很糟，居然想出這樣主意欺騙人民? 但事實也並非全然如此，另一個重要原因是這些高官心裡很清楚海瑞根本不能拿來”真用”。這麼說並不是因為海瑞是什麼卓爾不群，不同流合污的清流，真正原因是海瑞的為官紀錄。
海瑞在擔任縣令判案時有一個固定的標準模式: 只要是窮人告富人，那一定是窮人勝訴；只要是沒權的告有權的，那一定是沒權的人獲勝。就是這個模式在地方官員貪腐收賄的明朝中末期，讓海瑞成為了中低階層人民的希望。
但請你想一想，當富人和窮人、有權和無權者互告，一定都必然是富人和有權者的錯嗎? 如果法官(縣令)判案只看錢權卻不看事實真相那會有什麼問題?
沒錯，誣告和勒索，在海瑞任職的縣內，出現大量窮人和流氓控告富人，進而藉機勒索富人，富人只好大量搬遷最後反而讓該縣工商蕭條，這就是朝中高官不敢給海瑞實權的原因。可是從另一個角度想，海瑞這種”偏激”的人為什麼會受到民眾高度支持? 不正是因為明朝地方官員向來貪腐，收錢判案都偏富人和有權者的關係? 所以探究真正問題所在其實是出在大明朝的官員貪腐風氣(當然如果要再探究下去，這其實又和明朝自太祖開國以來就給官員過低的薪水，逼著官員必須要貪污有關，不過再扯下去就太遠了)，針對這種情況，該改革的不應該就是制度而不是鼓勵有更多的海瑞出現嗎? 海瑞的出現反映的其實只是當時人民對於現況不滿下的奇怪產物。
看看以上海瑞的故事，你是否有和台灣現況有種相似的感覺。台灣一直以來由於許多制度和法令的不完整(這要謝謝那些坐領高薪、事事關心卻又一事無成的立委們)，再加上近年來貧富差距的拉大，台灣民眾普遍對政府和法律失去信心，認為這是一個官商勾結、法律偏坦富人有權者的社會。也在這種環境下，台灣出現了很多”海瑞”。
現在的”海瑞”當然沒有當年海瑞判案的權力，相對的，他們更常出現在街頭、網路甚至是一些媒體上，他們共同的特色不外是弱勢的代言人、反欺壓、反壓迫等。某種程度來看，他們的確對於傾倒向一邊的天平起了平衡的作用，或是對於一些面對法律不知所措的平民百姓提供了諮詢和發聲平台。但問題是更多的時候你會發現他們也就如同明代的海瑞一樣，在面對一個問題時，他們看得往往不是事情的真相，而是當事人的身份，只要是窮人、只要是弱勢，那他們必然是被壓迫、受欺凌的，所以我們一定要站出來挺他們，這些事在台灣許多勞資爭議、土地徵收、婦女議題..等都可以看到。可是，只要當事人是窮人、弱勢、婦女，那他們就一定是對的或是受欺凌的一方嗎? 甚至你會發現許多”海瑞”是這麼認真投入地想打造他們心中的理想社會，經常即便這些人眼中的”被迫害者”根本不覺得被迫害，”海瑞”還是認為這些人只是因為知識不夠、意識未開，所以我更要積極幫他們爭取權益，如同有些死刑犯認為自己每天擔心死刑到來，過著生不如死，還不如早早處決；或是自覺自己罪有應得，該以死謝罪，但主張廢除死刑的人卻堅持他們不可以死，每次死刑令到來，就提緊急上訴，甚至是當人被處死了，還去向歐盟告狀，希望歐盟處罰台灣。我常在想這些”海瑞”們在意的，是他們心中”自認為”的公平正義? 是真心想保障這些弱勢者的權益? 還是想保有對自己心中理想的迷幻? 每次都這樣搞，是否也會如同明朝的海瑞般，讓一些無賴的”弱勢”反而藉此勒索富有的一方呢?
清代的小說”老殘遊記”裡有二句話值得當下的台灣思考:
第一句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可憐之人必有其可惡之處”. 另一句是” 「贓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蓋贓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為非；清官則自以為不要錢，何所不可，剛愎自用，小則殺人，大則誤國。吾人親目所見，不知凡幾矣。」
給台灣的”海瑞”們:
我相信你們有自己崇高的理想，你們也的確幫了不少弱勢族群出聲。
但當你看到有人被迫害，並不代表這個群體的所有同類型都必然也被迫害。相對的，當你看到有人被迫害，迫不急待要申張你的公平正義時，或許你也該從”迫害者”的角度去想想，而不該永遠都只有從被迫害者的角度。
給台灣熱心於社會公平正義的有志之士們:
台灣很多制度不健全，那麼你該想的是推動制度改革，而不是認定反正制度都一定為富人設計，所以最好的就是衝撞制度，當大家都認為自己在進行的是不得不的”例外”，到頭來所有法律和規定都不再存在。
給更多的一般人:
當你看到有些人對於特定議題，不管現實情況為何，他的答案永遠是固定的，在你崇拜他之時，或許也該去思考，什麼問題答案都是一樣的人，這樣的人真的具有可信度嗎?
他媽的他根本不管他前面講的那些稅最後全部都減了，結果對台灣經濟一點屁用都沒有，只要談到經濟，他的答案就是政府稅太高或是減得不夠，像這種答案固定完全沒有可信度鳥人的話，你真的有必要當真嗎?
讚！
回覆刪除而且這幾次減稅皆對富人階級有利。
假若股利所得稅真的調降，則又是對富人有利的降稅措施。
更好笑的是，開徵證所稅之後，股市還從七千多點一度上漲至萬點之上。
回覆刪除數字大師的話，真的如你所說的，有必要當真嗎？
那次萬點根本是個烏龍。
刪除中國證監會副座說句可以考慮台滬通就騙了一群外資搶著上車。
現在，不只台滬通沒個影，連單行道的台星通也沒了。
認同
回覆刪除作用力與反作用力...
回覆刪除有海瑞是因為有產生海瑞的環境...
該想的是移除海瑞的環境, 而不是移除海瑞...
另外, Soros: 扭曲只會帶來另一個扭曲, 經濟學: 管制只會帶來另一個管制..
正本清源之道還是健全體制... :)
明朝的貪腐起源於朱元璋對為官之人的痛恨
回覆刪除只給能溫飽的薪水 大家當然到處找錢嚕
還能撐快300年也蠻厲害的
因為明朝事實上對官苛刻但對民是還好的
刪除我也覺得數字大師很唬爛...
回覆刪除什麼都是台灣稅太高，問題是...台灣稅金佔gdp比例（租稅負擔率）只有12.4％
比大陸的17％低也就算了，甚至還低於新加坡的14％，香港的13％
http://www.nfpeople.com/story_view.php?id=5352
回覆刪除摘要:
1.每次從農村調查回來，頭一件事就是向杜潤生做匯報。“匯報之前，我們那群年輕人最當個事，整宿熬夜地準備材料，因為知道在杜老面前不容易過堂。不知不覺中，他們的認識層次上去了。
“哪些是你真把事情搞清楚了，哪些只是你猜的，想像的，杜老很容易看出來。他就听，問你問題，從來不會批評你，就有很強的感召力讓你再就把事情搞清楚。如果真搞得比較清楚了，他就會很高興。那時候得到杜老的一點肯定，我們會非常開心。
周其仁說，在杜潤生身邊的日子，我們年輕人總有的毛病“像打鐵淬火一樣把雜質磨掉了。
“年輕時候都是一樣的，慷慨激昂，拔出一把刀說我要怎麼殺，怎麼去改造世界。後來才知道你腦子裡想的很多治國救世方案，其實是對實際情況還根本不了解。等你真了解以後，還有很強烈的願望去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那就不容易了。
在農口的10年，基本奠定了周其仁的學術風格和“氣味” - 不折不扣的經驗主義研究路子，以及在各種現實得約束條件下尋找解決問題的路數。
他說自己特別喜歡顧准在1972年到1973年間寫的一本文集“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這反映了我們那一代人思想方式的轉變。
在灰暗絕望的個人境遇中，顧準這位少年時，投身革命運動的思想家仍對自身和國家進行反思，提出一個類似“娜拉出走”的問題 - 革命奪取政權以後怎麼辦？他認為，最要緊的是“清醒地看到問題所在，知道我們已經解決了什麼，哪些沒有解決，哪些是走過了頭，實事求是，而不是教條主義地對待客觀實際”
周其仁說，杜老後來和他們這些年輕人講：要有理想，但不能理想主義，你們有理想還得要跟經驗結合，跟你所處的時代、跟國家的實際情況結合。
2.1985年，統購統銷改革的第一年就出現了糧食減產的現象，產銷區兩頭“擺不平”。加之貨幣超發引起的通貨膨脹，糧價較大幅度上漲，市面上出現恐慌搶購，甚至發生了激烈的干群衝突。中央內部和社會各方詰難四起，令杜潤生和方案小組都受到了壓力。
最終，中國的糧食市場化走了“很漫長、很艱難”的二十多年，終於終結了統購統銷體制。
“能說的，不如會聽的。”離開“農村改革的參謀總部”後，周其仁如此理解“建言”，“聽的人最難，他要在各種約束條件下做選擇，職位越高，受到的約束越多。而且，對這些約束條件，建言者往往並不知道。聽者會聽，才下得了決心決策。”
“當年，我們有幸接觸的到那些很會聽的領導人。
3.這首先是一個態度，你如果真想弄清楚事情，沒有什麼搞不清楚的。當時在杜潤生那裡，我們小組裡就這麼一句話：不是什麼能力和智商高低的問題，你就是續航時間不夠長。在農口當年，我們每年多少趟出差得出去跑，這個沒什麼竅門的。
一旦你對中國社會真正深入進去以後，它的方方面面都會展現在你面前。如果你像一個挺純真的青年，眼睛裡容不得沙子，一看和紙面上不一致就一驚一乍。人家不敢給你講了。真實的社會就不是那麼黑白分明的。如果一個事情不是個別的，就是系統裡頭有問題。
總的說來，我對哪類事情比較有興趣呢？就對“事與願違”的事情比較感興趣。你說搞人民公社的出發點不好麼？毛主席當年就是想把農民窮成這樣？我不那樣認為，他領導這個國家，怎麼會要那樣的結果？問題是經濟規律。
等你把這個道理揭示出來以後，實際上所有的當事人在某種程度獲得一種解脫、解放。這就是體制改革，否則就變成對人的改造。人是很難被改造，所以我們說“文革”是個狂妄的年代，以為可以改造人。等遊戲規則改變以後，人的行為就不同。
4.在為“中國往何處去”憂思一片的中國思想界裡，這也多少解釋了周其仁對未來的樂觀——一旦現有的遊戲規則“擺不平”，底下自然會冒出來各種求生、求變、求發展的辦法和創新。
“我們能做什麼事？生活天天在冒東西，無非做點甄別——哪些冒出來的東西有可能性，再給它加點減點什麼，它可能就起來了。在調查研究當中，做選擇、梳理，使得雜亂無章的現像變得比較有條理，讓信息傳輸的成本降低。”
對知識分子們設計改革藍圖的熱情，他至始至終抱有懷疑。 “我們寫文章、做調查、做呼籲、進行學術辯論有用。但是，你要搞清楚一點：我們只是起輔助的功能，敲敲邊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