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15日 星期二

給台灣的”海瑞”們



我以前的文章介紹過海瑞─這個明朝,甚至是中國的最後一個清官. 最近台灣社會運動紛擾,讓我忍不住把海瑞的故事拿出來再講一遍。

簡單再回顧一下海瑞的故事: 這位海大哥人生大多數的官場生涯都擔任幾乎不入流的官,但卻在最後幾年像是坐火箭般地升官。想當然爾,能這樣升官必然是朝中有人罩他,但問題是綜觀即便海大哥最後幾年當的官,都是些位高卻無實權的位子。


器重他卻不重用他這是什麼道理? 理由很簡單,明朝吏治腐敗、民心望治,所以要有一個樣板出來給人民期望,這是海瑞出線的主因。看來明朝的高官們真的很糟,居然想出這樣主意欺騙人民? 但事實也並非全然如此,另一個重要原因是這些高官心裡很清楚海瑞根本不能拿來真用。這麼說並不是因為海瑞是什麼卓爾不群,不同流合污的清流,真正原因是海瑞的為官紀錄。


海瑞在擔任縣令判案時有一個固定的標準模式: 只要是窮人告富人,那一定是窮人勝訴;只要是沒權的告有權的,那一定是沒權的人獲勝。就是這個模式在地方官員貪腐收賄的明朝中末期,讓海瑞成為了中低階層人民的希望。


但請你想一想,當富人和窮人、有權和無權者互告,一定都必然是富人和有權者的錯嗎? 如果法官(縣令)判案只看錢權卻不看事實真相那會有什麼問題?


沒錯,誣告和勒索,在海瑞任職的縣內,出現大量窮人和流氓控告富人,進而藉機勒索富人,富人只好大量搬遷最後反而讓該縣工商蕭條,這就是朝中高官不敢給海瑞實權的原因。可是從另一個角度想,海瑞這種偏激的人為什麼會受到民眾高度支持? 不正是因為明朝地方官員向來貪腐,收錢判案都偏富人和有權者的關係? 所以探究真正問題所在其實是出在大明朝的官員貪腐風氣(當然如果要再探究下去,這其實又和明朝自太祖開國以來就給官員過低的薪水,逼著官員必須要貪污有關,不過再扯下去就太遠了),針對這種情況,該改革的不應該就是制度而不是鼓勵有更多的海瑞出現嗎? 海瑞的出現反映的其實只是當時人民對於現況不滿下的奇怪產物。


看看以上海瑞的故事,你是否有和台灣現況有種相似的感覺。台灣一直以來由於許多制度和法令的不完整(這要謝謝那些坐領高薪、事事關心卻又一事無成的立委們),再加上近年來貧富差距的拉大,台灣民眾普遍對政府和法律失去信心,認為這是一個官商勾結、法律偏坦富人有權者的社會。也在這種環境下,台灣出現了很多海瑞


現在的海瑞當然沒有當年海瑞判案的權力,相對的,他們更常出現在街頭、網路甚至是一些媒體上,他們共同的特色不外是弱勢的代言人、反欺壓、反壓迫等。某種程度來看,他們的確對於傾倒向一邊的天平起了平衡的作用,或是對於一些面對法律不知所措的平民百姓提供了諮詢和發聲平台。但問題是更多的時候你會發現他們也就如同明代的海瑞一樣,在面對一個問題時,他們看得往往不是事情的真相,而是當事人的身份,只要是窮人、只要是弱勢,那他們必然是被壓迫、受欺凌的,所以我們一定要站出來挺他們,這些事在台灣許多勞資爭議、土地徵收、婦女議題..等都可以看到。可是,只要當事人是窮人、弱勢、婦女,那他們就一定是對的或是受欺凌的一方嗎? 甚至你會發現許多海瑞是這麼認真投入地想打造他們心中的理想社會,經常即便這些人眼中的被迫害者根本不覺得被迫害,海瑞還是認為這些人只是因為知識不夠、意識未開,所以我更要積極幫他們爭取權益,如同有些死刑犯認為自己每天擔心死刑到來,過著生不如死,還不如早早處決;或是自覺自己罪有應得,該以死謝罪,但主張廢除死刑的人卻堅持他們不可以死,每次死刑令到來,就提緊急上訴,甚至是當人被處死了,還去向歐盟告狀,希望歐盟處罰台灣。我常在想這些海瑞們在意的,是他們心中自認為的公平正義? 是真心想保障這些弱勢者的權益? 還是想保有對自己心中理想的迷幻? 每次都這樣搞,是否也會如同明朝的海瑞般,讓一些無賴的弱勢反而藉此勒索富有的一方呢?


清代的小說老殘遊記裡有二句話值得當下的台灣思考:

第一句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可憐之人必有其可惡之處”. 另一句是「贓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蓋贓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為非;清官則自以為不要錢,何所不可,剛愎自用,小則殺人,大則誤國。吾人親目所見,不知凡幾矣。」
 

給台灣的海瑞:

我相信你們有自己崇高的理想,你們也的確幫了不少弱勢族群出聲。

但當你看到有人被迫害,並不代表這個群體的所有同類型都必然也被迫害。相對的,當你看到有人被迫害,迫不急待要申張你的公平正義時,或許你也該從迫害者的角度去想想,而不該永遠都只有從被迫害者的角度。


給台灣熱心於社會公平正義的有志之士們:

台灣很多制度不健全,那麼你該想的是推動制度改革,而不是認定反正制度都一定為富人設計,所以最好的就是衝撞制度,當大家都認為自己在進行的是不得不的例外,到頭來所有法律和規定都不再存在。


給更多的一般人:

當你看到有些人對於特定議題,不管現實情況為何,他的答案永遠是固定的,在你崇拜他之時,或許也該去思考,什麼問題答案都是一樣的人,這樣的人真的具有可信度嗎?

 就如同我最看不起的數字大師,十年前他講是遺產贈與稅太高,造成資金外流才讓台灣經濟蕭條、後來講台灣公司所得稅太高,台灣公司把資金藏在海外,接下來是台灣要課證所稅造成資本市場萎縮、資金外流,現在講內外資稅不同,造成資金外流。


他媽的他根本不管他前面講的那些稅最後全部都減了,結果對台灣經濟一點屁用都沒有,只要談到經濟,他的答案就是政府稅太高或是減得不夠,像這種答案固定完全沒有可信度鳥人的話,你真的有必要當真嗎?

9 則留言:

  1. 讚!
    而且這幾次減稅皆對富人階級有利。
    假若股利所得稅真的調降,則又是對富人有利的降稅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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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更好笑的是,開徵證所稅之後,股市還從七千多點一度上漲至萬點之上。
    數字大師的話,真的如你所說的,有必要當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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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那次萬點根本是個烏龍。
      中國證監會副座說句可以考慮台滬通就騙了一群外資搶著上車。

      現在,不只台滬通沒個影,連單行道的台星通也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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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作用力與反作用力...
    有海瑞是因為有產生海瑞的環境...
    該想的是移除海瑞的環境, 而不是移除海瑞...

    另外, Soros: 扭曲只會帶來另一個扭曲, 經濟學: 管制只會帶來另一個管制..
    正本清源之道還是健全體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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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明朝的貪腐起源於朱元璋對為官之人的痛恨
    只給能溫飽的薪水 大家當然到處找錢嚕
    還能撐快300年也蠻厲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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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因為明朝事實上對官苛刻但對民是還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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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我也覺得數字大師很唬爛...
    什麼都是台灣稅太高,問題是...台灣稅金佔gdp比例(租稅負擔率)只有12.4%
    比大陸的17%低也就算了,甚至還低於新加坡的14%,香港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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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http://www.nfpeople.com/story_view.php?id=5352

    摘要:

    1.每次從農村調查回來,頭一件事就是向杜潤生做匯報。“匯報之前,我們那群年輕人最當個事,整宿熬夜地準備材料,因為知道在杜老面前不容易過堂。不知不覺中,他們的認識層次上去了。
    “哪些是你真把事情搞清楚了,哪些只是你猜的,想像的,杜老很容易看出來。他就听,問你問題,從來不會批評你,就有很強的感召力讓你再就把事情搞清楚。如果真搞得比較清楚了,他就會很高興。那時候得到杜老的一點肯定,我們會非常開心。
    周其仁說,在杜潤生身邊的日子,我們年輕人總有的毛病“像打鐵淬火一樣把雜質磨掉了。

    “年輕時候都是一樣的,慷慨激昂,拔出一把刀說我要怎麼殺,怎麼去改造世界。後來才知道你腦子裡想的很多治國救世方案,其實是對實際情況還根本不了解。等你真了解以後,還有很強烈的願望去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那就不容易了。
    在農口的10年,基本奠定了周其仁的學術風格和“氣味” - 不折不扣的經驗主義研究路子,以及在各種現實得約束條件下尋找解決問題的路數。

    他說自己特別喜歡顧准在1972年到1973年間寫的一本文集“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這反映了我們那一代人思想方式的轉變。
    在灰暗絕望的個人境遇中,顧準這位少年時,投身革命運動的思想家仍對自身和國家進行反思,提出一個類似“娜拉出走”的問題 - 革命奪取政權以後怎麼辦?他認為,最要緊的是“清醒地看到問題所在,知道我們已經解決了什麼,哪些沒有解決,哪些是走過了頭,實事求是,而不是教條主義地對待客觀實際”

    周其仁說,杜老後來和他們這些年輕人講:要有理想,但不能理想主義,你們有理想還得要跟經驗結合,跟你所處的時代、跟國家的實際情況結合。

    2.1985年,統購統銷改革的第一年就出現了糧食減產的現象,產銷區兩頭“擺不平”。加之貨幣超發引起的通貨膨脹,糧價較大幅度上漲,市面上出現恐慌搶購,甚至發生了激烈的干群衝突。中央內部和社會各方詰難四起,令杜潤生和方案小組都受到了壓力。
    最終,中國的糧食市場化走了“很漫長、很艱難”的二十多年,終於終結了統購統銷體制。

    “能說的,不如會聽的。”離開“農村改革的參謀總部”後,周其仁如此理解“建言”,“聽的人最難,他要在各種約束條件下做選擇,職位越高,受到的約束越多。而且,對這些約束條件,建言者往往並不知道。聽者會聽,才下得了決心決策。”

    “當年,我們有幸接觸的到那些很會聽的領導人。

    3.這首先是一個態度,你如果真想弄清楚事情,沒有什麼搞不清楚的。當時在杜潤生那裡,我們小組裡就這麼一句話:不是什麼能力和智商高低的問題,你就是續航時間不夠長。在農口當年,我們每年多少趟出差得出去跑,這個沒什麼竅門的。

    一旦你對中國社會真正深入進去以後,它的方方面面都會展現在你面前。如果你像一個挺純真的青年,眼睛裡容不得沙子,一看和紙面上不一致就一驚一乍。人家不敢給你講了。真實的社會就不是那麼黑白分明的。如果一個事情不是個別的,就是系統裡頭有問題。

    總的說來,我對哪類事情比較有興趣呢?就對“事與願違”的事情比較感興趣。你說搞人民公社的出發點不好麼?毛主席當年就是想把農民窮成這樣?我不那樣認為,他領導這個國家,怎麼會要那樣的結果?問題是經濟規律。

    等你把這個道理揭示出來以後,實際上所有的當事人在某種程度獲得一種解脫、解放。這就是體制改革,否則就變成對人的改造。人是很難被改造,所以我們說“文革”是個狂妄的年代,以為可以改造人。等遊戲規則改變以後,人的行為就不同。

    4.在為“中國往何處去”憂思一片的中國思想界裡,這也多少解釋了周其仁對未來的樂觀——一旦現有的遊戲規則“擺不平”,底下自然會冒出來各種求生、求變、求發展的辦法和創新。

    “我們能做什麼事?生活天天在冒東西,無非做點甄別——哪些冒出來的東西有可能性,再給它加點減點什麼,它可能就起來了。在調查研究當中,做選擇、梳理,使得雜亂無章的現像變得比較有條理,讓信息傳輸的成本降低。”

    對知識分子們設計改革藍圖的熱情,他至始至終抱有懷疑。 “我們寫文章、做調查、做呼籲、進行學術辯論有用。但是,你要搞清楚一點:我們只是起輔助的功能,敲敲邊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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